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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中国文学更好地“走出去”

作者:余义林   发布时间:2011年12月12日  来源:文艺报  

中国文学“走出去”是一个经常为人关注的话题。上世纪80年代,就有关于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声音。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,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。特别是和中国日益强大的综合国力相比,提升中华文化及中国文学在世界影响力的任务十分艰巨。在中国作协八代会期间,记者曾走访了一些代表,他们纷纷对中国文学“走出去”的话题积极建言献策。

要从战略高度评估“走出去”的意义

叶廷芳说,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,现在已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。但是我们也注意到,发展或者说改变更多的是物质生活的“硬件”,而一个国家真正的实力并不仅仅取决于硬件。只注重经济发展是片面的发展,虽然GDP上去了,还不能叫真正有实力。对于一个国家来说,文化软实力十分重要。所以,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把文化的繁荣和发展提到如此高的程度,把增强文化软实力作为发展的核心,是具有战略意义的。文化软实力虽然经常看不到,却无处不在,其力量就是激发创新能力,促使思想家、艺术家、理论家等不断涌现。中国古代有诸子百家和四大发明,这都是文化软实力的范畴。叶廷芳介绍说,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特别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。如二战后德国人在很多方面都很受挫折,但不久他们就通过文化表现出了对世界的兴趣。他们不遗余力地在全世界建立歌德学院,不仅教习德语,还扎扎实实地推动文化交流,推展先锋绘画和戏剧,资助外国人去深造等。目前有150多家歌德学院活跃在70多个国家。此外,法国、日本和美国都通过各种方式输出自己的文化,在这方面我们确实有不小的距离。现在国家意识到了这一点,我们也在世界很多国家开设了孔子学院,但从内容和方式上还有不少事情要做。

聂震宁表示,中国文学“走出去”的声调很高,但“走出去”的步伐却与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并不相称。对于中国文学“走出去”,既要肯定取得的成绩,也要从中查找不足,寻觅解决之策。作家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话题是打造产品,在这方面我们感到了强烈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。尤其在新的国际形势下,必须对此增强认识。

陈昌本认为,中国文学的“走出去”,远不及吸收外国文化的“走进来”搞得好。他建议首先要优选哪些作品可以“走出去”,然后是考虑如何走出去,比如配合出版部门积极联系国外的出版社及版权公司,需要通过创新的形式和办法解决问题。

“内容为王”才能更好地“走出去”

袁鹰说,把创作精品、培养文学的领军人物当做今后的重要目标固然不错,但精品是一个时代甚至历史的产物,比如鲁迅、茅盾、巴金等人的作品,都不是谁刻意培养出来的,而是他们在那个时代基于自身责任创作出来的。文学的领军人物更是如此。

叶廷芳也直接指出了作家存在整体浮躁的状况。他说,现在有些作家写得太快了。都说十年磨一剑,现在很多作家却是一年磨十剑。今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托马斯·特兰斯特勒默,总共才写了不到200首诗,但他的诗中有哲学、有思想,值得我们学习。对于当下的中国文学来说,要紧的不是提高数量,而是加强质量。

在谈到文学“走出去”的时候,有的说“渠道为王”,有的说“媒体为王”,还有的说“资金为王”,但更多的人认同“内容为王”。聂震宁说,出版业做大工程都很有办法,比如说我们做二十四史以及《四库全书》《永乐大典》等,依托着博大精深又历史绵长的中国文化,可以做很多。现在,我们特别需要能够反映伟大变革时代的中国精神、中国文化、中国叙事的作品。中国文学一定需要创新和深刻的内容,才能为海外读者所接受。文学“走出去”有三条路,第一是出版“走出去”,第二是版权“走出去”,第三就是产品“走出去”。产品即作品,这是“走出去”的核心。所以先要大力打造精品,然后采取现代传播手段传播出去,使之成为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作品,使中华文化产生更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。

对于如何打造立足于世界的文学精品,张炯认为作家首先要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他说,从现在的创作看,我们一年能够出数千部长篇小说,但数量不等于质量。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、媒介和载体,文学艺术就是要传播文化,传播人生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涵,因而我们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要通过自己的作品,反映时代和人民的要求。

杨匡汉说,中国当代文学的复兴面临着两个回归。一是回归传统,即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寻找智慧,加深理解人与自然、社会、人际、心灵、世界等方方面面的关系,激活作品的内在生命力;二是回归精神,即在创作中提升审美品位、人文素养与生命价值,而不能仅以功利主义、实用主义作为评估尺度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是在文化复兴上,这需要我们文学从业者有反思和自省精神,坚守理想和信念,创作艺术精品。

樊发稼表示,当前首要任务是多多培养年轻作者,储备文学的后备力量。“70后”、“80后”的作家现在虽然大量涌现,但如何对他们进行培育和指导,这对文学的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。

必须拓展“走出去”的通道

屠岸谈到,中华文化源远流长、魅力永恒,他特别赞赏胡锦涛总书记讲话中提出中华文化“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”的说法,希望加快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。他说,我们尤其应该加强翻译。没有翻译,中国不可能知道世界,世界也不可能知道中国。在屠岸看来,翻译是人类进步的动力,没有翻译,这个世界就不可能进步和发展。他同时深知,翻译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瓶颈,作为翻译家,肩上的责任很重。

就目前来看,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外读者中的影响力并不乐观,由于翻译的滞后,许多作品都无法译成地道的外文。据说长篇小说《受活》曾分别与日、法、意、英等国的出版机构签订了版权输出合作协议,但因为翻译问题,至今无一问世。有统计数据表明,现在中国在岗聘任的翻译专业人员约6万人,但现有译员无法满足中译外工作的需求,高端人才严重不足,缺口高达90%以上。

对此,聂震宁、吴元迈、陈早春和苏叔阳等都给出了各自的意见。他们表示,当今世界进入了传媒时代,中国文学的“走出去”应该依托更加丰富的传播手段。尤其是对于小说翻译,除了纸介的传播办法,还应有数字化、网络化的传播办法,要用多元化的方法打通道路。比如可以把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,通过拍摄和输出的方式,进行影像化传播。在多媒体时代,更需充分注意到传播手段的创新。所以,中国文学要走向世界,必须有专业的经纪人从中“做媒”,让文学和其他媒介联合起来共同“走出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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